一周后。
临淮铁路公安处坐落在火车站以东约两公里的地方，一栋四层的灰色办公楼，外墙上挂着一面红底金字的牌匾，旁边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临淮铁路公安处”七个大字，笔锋遒劲，漆色鲜亮。
石碑两侧各站着一棵老槐树，枝叶茂密，把门口的水泥地面遮出一片阴凉。
张建军站在石碑前，手里捏着一封盖了红章的介绍信，纸张被他攥得微微发皱。
前世，他站在这块石碑前的机会都没有。
那时候，这栋灰楼，这块石碑，这两棵槐树，只存在于父亲偶尔提起时的只言片语里。
他在南方的工地上搬砖的时候想过，在出租屋里发着高烧的时候想过，在临死前躺在那张破铁床上的时候，也想过。
可想有什么用？
张建军深吸一口气，把介绍信上的褶皱抚平，抬脚迈了进去。
门口值班室里坐着一个穿制服的年轻干事，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寸头，面相方正，胸前别着一枚红色的工作牌，上面写着“刘志刚”三个字。
“报到的？”刘志刚抬眼看了看张建军，又低头翻了翻桌上的花名册，语气公事公办，“介绍信给我。”
张建军双手递过去。
刘志刚接过看了一眼，拿起笔在花名册上打了个勾，“张建军，张卫国的儿子？”
“是。”
“行，跟我走。”刘志刚把介绍信夹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站起身往里走，头也没回，“其他几个新人已经到了，就等你了。”
两人穿过一楼的走廊，走廊两侧的办公室门大多关着，偶尔有穿着铁路警服的人进出，脚步匆忙。墙上贴着各种规章制度和宣传标语，“从严治警，服务铁路”八个红字贴在走廊尽头，格外醒目。
会议室在一楼最东边，推开门，一股烟味混着茶水味扑面而来。
十来把折叠椅摆成两排，已经坐了五六个人，年龄都在十八到二十岁之间，有的紧张地搓着手，有的东张西望，有的低头不吭声。
张建军扫了一眼，目光定住了。
第二排最左边的位置上，坐着一个瘦高个儿，尖嘴猴腮，头发抹了不少头油，梳得锃亮，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灰夹克，脚上蹬着一双黑皮鞋，鞋面擦得倒是挺亮。
马超。
李艳红的表哥。
前世，正是这个人，顶了他放弃的名额，进了铁路公安处，成了一名乘警。后来据说混得不错，在铁路系统里靠着溜须拍马和走关系，一路往上爬，还娶了处长的侄女。
张建军前世在南方混得最惨的那年冬天，偶然在火车站见过马超一次。马超穿着笔挺的警服，带着人在站台上巡逻，跟他擦肩而过的时候，看都没看他一眼。
不，不对，看了。
马超看了他一眼，然后嘴角弯了一下，那个弯度很小，小到旁人根本注意不到，但张建军记了一辈子。
那是一种施舍般的、居高临下的笑。
现在，马超也在看他。
只不过，此时此刻马超眼里没有那种笑，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怨毒。
两道目光在空气中撞上，无声无息，却象两把刀子别在了一起。
张建军知道马超为什么恨他。
因为他没有放弃名额，马超补录的希望彻底泡汤了。不仅如此，张建军在粮油厂当众戳穿了李艳红的心思，让马超和李艳红都成了整个粮油厂的笑柄。
马超恨他恨得咬牙切齿。
可马超还是出现在了这间会议室里。
这说明什么？说明马超走了别的门路，搞到了另一个试训名额。
铁路系统里的关系网盘根错节，马超虽然是个游手好闲的小混混，但他的舅舅——也就是李艳红的父亲——在铁路货运段当了十几年的调度员，手里多少有些人脉。
一个试训名额而已，只要有人肯帮忙活动，并非不可能。
只是，能不能通过试训，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张建军收回目光，面色如常，在第一排靠右的位置坐下，象是根本没看见马超一样。
这份无视，比任何回击都让人难受。
马超的手在膝盖上握紧了，指节发出轻微的咔嚓声。
“到齐了。”刘志刚清点了一下人数，“都坐好，等教官来。”
说完便出了门，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有折叠椅偶尔发出吱呀的响声。
张建军旁边坐着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小伙子，圆脸，浓眉，身板敦实，正用好奇的眼神打量他。两人对视了一眼，圆脸小伙子冲他咧嘴一笑，露出一排白牙。
张建军微微点了下头，算是回应。
还没等两人说话，门口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象是擂鼓一样，每一步都踩在地板上，震得人心头一紧。
所有人不约而同地坐直了身子。
一个身材魁悟的中年男人大步走了进来，穿着一身笔挺的铁路警服，领章上缀着耀眼的标志，国字脸，颧骨高耸，嘴唇紧抿成一条线，整个人象一块铁铸的，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