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部的会议室，其实就是一间宽敞点的土坯房，正中央摆着一张漆皮斑驳的长木桌。
生产队长赵大发已经坐在了上首，他手里捏着个缺了口的瓷茶缸，正歪着头，阴沉地盯着进门的林卫国。
那眼神里，不仅有早晨丢了面子的恼怒，更有一种领地被侵犯的敌意。
“卫国，过来坐吧。”
老支书赵满囤发了话，指了指侧面的长凳。
林卫国礼貌地坐下，坐姿端正，双手自然地交叠在膝盖上。
这种仪态，落入赵大发眼里，却成了“装相”和“傲气”。
“既然人到齐了，那就就开门见山的说说吧。”
赵满囤磕了磕烟斗，火星在昏暗的屋角闪了闪，“卫国，你刚才在外面说要承包野泡子搞养殖，那不是小打小闹。现在当着队委会几位同志的面，你把你的章程再细细道一遍。”
“我可丑话说在前头，集体的家当，不是你红口白牙一碰就能拿走的。”
林卫国深吸一口气，他能感觉到，坐在斜对面的大队会计王德胜，正推着眼镜，那双精明的眼睛，正不断地打量着自己。
“各位长辈，我的规划其实就四个词：清淤、固坝、投苗、自负盈亏。”
“野泡子这些年积了厚厚一层烂草淤泥，那是最好的农家肥。”
“我承包后，第一件事就是出劳力清淤，挖出来的泥，大队要是想要，尽管拉去肥田，我不收一分钱。”
听到“不收钱”，王德胜的笔尖在帐本上顿了一下。
“关键是那道坝。”
林卫国身体微向前倾，目光直视赵满囤，“我看了，坝体渗水严重。我打算自备石料和黄黏土，把坝加宽三尺。这活儿要是大队请人干，少说得百八十块工分钱，现在我全包了。”
“至于鱼苗，我托人在县里看好了，先放青鱼和草鱼混养，中间再套种点莲藕。”
“你说得轻巧！”
赵大发突然发难，重重地把茶缸往桌上一蹾，里面的陈茶溅了一手。
“林卫国，什么‘自负盈亏’？这野泡子是公社的，是集体的！你一个人在里面养鱼挣了钱，那就是剥削！你这是想让咱们红旗大队，退回到旧社会去！”
这顶帽子扣得又大又圆，会议室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
副队长孙富贵缩了缩脖子，眼珠子乱转，小声附和道：
“是啊，卫国，这……这风向还没完全定呢，你要是真发了财，咱们这大队部的脸往哪搁？”
王德胜没说话，只是低头翻着帐本，仿佛那上面有算不完的烂帐，可他偶尔斜过来的目光，却出卖了他——他在看老支书的反应。
林卫国看着赵大发，那张因激动而微微扭曲的脸，心里冷笑。
他知道赵大发是怕，林家这个“穷户”突然翻了身，脱离了他的掌控。
“赵队长，您先别急着扣帽子。”
林卫国没动气，反而笑了笑，“我这方案里有一条写得很清楚：
无论养殖成败，我每年给大队交五十块钱的‘管理费’。另外，修坝的所有开销我个人承担。”
“如果鱼死光了，这钱我照交，坝我照修，集体的资产不仅没受损，还平白多了一道坚固的防水坝。这叫‘挖墙脚’？我看这叫‘添砖加瓦’才对。”
“五十块？”
王德胜忍不住脱口而出，这在1980年的农村可不是一笔小钱。
“你拿什么保？”
赵大发梗着脖子，眼神里透着怀疑，“你要是赔光了，拍拍屁股走人，我们上哪儿找钱去？”
会议陷入了僵持，赵满囤一直没说话，只是在烟雾缭绕中观察着，这个让他感到陌生的林家小子。
林卫国明白，在这个时代，仅仅靠“利”是打动不了这些保守者的，他必须搬出更有力的武器——“名”。
他不动声色地，从怀里掏出一个黑色的、略显破旧的长方形物件。
那是他从邻村一个，退伍老兵手里借来的红灯牌收录机。
“支书，赵队长，关于我这是不是‘违背集体的利益’，咱们说了都不算。”
林卫国一边说着，一边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昨晚我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特意把这段，有关农村政策的内容录了下来。咱们听听bj是怎么说的。”
随着喇叭里传出刺啦的电流声，紧接着，一个庄重而清淅的男中音，响彻了简陋的会议室。
……
“当前，农村工作的主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因地制宜，积极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多种经营方式，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改善农民生活，就要大胆试、大胆闯……”
在那段激昂的播音中，赵大发的脸色从铁青变得苍白。
在这个信息匮乏的年代，电波里的声音就是圣旨，就是不可逾越的权威。
林卫国敏锐地捕捉到，赵满囤的眼神亮了一下。
老支书原本微微驼着的脊背，在听到“大胆试、大胆闯”几个字时，竟不自觉地挺直了。
“老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