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真正的杀招：“故，臣恳请陛下，将宰相任期，改为五年一任，最多连任一次。如此，既可防止权臣久居其位，又可督促在任者勤勉任事，提高效率。若首辅能在五年内初见成效，自然可获连任，继续未竟之业。若不能则换人执掌，或可另辟蹊径，亦未可知。此乃臣为朝廷、为首辅、亦为天下计之浅见，伏惟陛下圣裁！”
五年一任，最多两任！
话音落下，太和殿内，瞬间炸开了锅！
“五年？这这岂不是逼沈首辅”
“连任一次，也不过十年，与首辅自定之期相同啊。”
“你懂什么！关键是‘五年’！五年就要考核！若五年未见大效，首辅岂不”
“周侍郎此言，看似公允，实则诛心啊！首辅推行新政，千头万绪，五年岂能见到‘大效’？这不明摆着给首辅套上枷锁吗？”
“诶，话不能这么说。五年一任，确可防微杜渐。且，若首辅真有经天纬地之才，五年足以奠定基础，何惧考核？”
“是啊，草原那边，听闻新政推行，效率极高，或许”
议论声嗡嗡作响，各种观点激烈碰撞。清流中有人支持缩短任期以防专权，保守派乐见其成（反正他们不指望推行新政），中间派则觉得周延儒说得似乎有点道理，但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
皇帝朱载坖也愣住了。五年一任，最多两任听起来，似乎比“暂定十年”更明确，更“制度化”。而且，如果真的有效，老师可以连任，依旧是十年。如果效果不彰那换人，似乎也说得过去？
这个念头让他心里微微一动，但随即又被对老师的信任和依赖压了下去。他看向沈砚，眼神复杂。
沈砚站在原地，承受着四面八方投射来的、含义各异的目光。有担忧，有幸灾乐祸，有探究，有期待。
周延儒的话，很毒。毒在它站在“制度完善”、“防止专权”、“提高效率”的道德制高点上，用看似公允的条款，编织了一个温柔的陷阱。
五年一考。意味着他必须在五年内，让改革见到足够“说服人”的成效，否则连任资格可能不保。而改革初见成效，往往是最艰难、阻力最大、也最容易出问题的阶段。对手完全可以在这五年里，不断制造麻烦，拖延进度，然后在他五年期满时，以“未见大效”为由，逼他下台。
就算他勉强通过考核，获得连任，下一个五年，压力只会更大。因为对手会变本加厉。
这等于将那人的“警告”，以一种更合法、更隐蔽的方式，嵌入了大周的制度框架！用他沈砚自己倡导的“制度”，来捆绑他，消耗他！
沈砚心里那点因为疲累而升起的焦躁，忽然奇异地平复了，变成一片冰冷的清明。“你终于，忍不住亲自落子了。虽然是通过代理人。”
他抬起头，脸上没有任何被冒犯的怒意，也没有被算计的惊慌，只有一片深潭般的平静，甚至带着一丝极淡的、近乎审视的兴致。
“周侍郎。”他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压过了殿内的议论。
所有人瞬间安静下来，目光聚焦。
“侍郎所言，五年一任，最多两任，确有其理。任期制，本就是防止个人专权、保证制度活力的重要一环。”
沈砚缓缓道，语气平和，仿佛在讨论一件与己无关的公事，“沈某添‘十年’之约，本意亦是如此，并非贪恋权位，实是估算推行新政、奠定制度基础，所需大致时间。既然周侍郎认为五年更妥，沈某亦无不可。”
此话一出，众人皆惊！
同意了？沈砚竟然同意了？这么轻易就放弃了“十年”的缓冲期？
周延儒也愣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意外，但随即被警惕取代。他不信沈砚会这么容易退让。
果然，沈砚话锋一转：“然，侍郎可知，为何沈某估算需十年？”
他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御座上年轻的皇帝脸上，声音沉稳有力：“非是沈某自负，需十年方能展布。实是因，我大周积弊已深，如久病之躯，不可骤施猛药。新政如新医，需先诊脉，再开方，后徐徐图之，调和阴阳，理顺气血。此非一蹴可就之事，需耐心，需时间，更需传承。”
“传承”二字，他加重了语气。
“若定五年一任，则首任者，恐急于求成，为在任内见功，或行激进之举，拔苗助长，看似繁花似锦，实则根基不稳，遗祸后来。此其一也。”
“其二，新政推行，非一人之力可成。需培养僚属，需统一思想，需创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事流程与监督机制。此等‘软体’建设，往往比颁布几条法令更耗时间，更难见速效。若首任者因任期所限，未及建成便离任，后来者或思路不同，或人亡政息，则前功尽弃矣。”
“其三，”沈砚看向周延儒，目光深邃，“侍郎倡议‘五年’，可是认为，我大周人才济济，五年之后，必有贤能，可无缝接替，继续推行新政，乃至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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