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粉坊出来，几个人的脚步比之前轻快了不少。
赵德柱领路，沿着屯子中间的土路往西走。路过一个十字巷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往右手边一户人家看了一眼——院墙是土夯的，院门关着，门框上挂了一串红辣椒，院里有棵歪脖子榆树，树底下隐隐约约能看见一口大缸，缸沿上压着块石板。空气里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酱香味，淡淡的，但很正。
“排长，你看啥？”陈小山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只看见一扇关着的门。
“没啥。”赵德柱收回目光，“先办正事。”
供销社在屯子最西头的十字街口，是两间打通了的砖房，外墙上刷着白灰，年头久了，白灰剥落得一块一块的，露出底下黄不拉几的土坯。
门口挑着一根木杆子，杆子上挂了个掉了色的木牌，上面写着“供销社代销点”几个字，字是用红漆写的，漆皮起泡脱落，但还能认出来。
门口蹲著一条灰白色的老狗，下巴搁在爪子上，眼皮耷拉着，看见有人来连头都懒得抬。
赵德柱推门进去。
门一开，一股混著煤油、酱油、旱烟和旧棉花的味道扑面而来。屋里比外面暗，窗户小且贴著旧报纸，只有柜台上方吊了一盏马灯，火苗子调得很小，光线昏黄。但五个人站在门口，全都愣了几秒。
里面东西不少。
靠墙一整排木头架子从地面顶到房梁，分成四五层，每一层都摆满了东西。上层是布匹——蓝布黑布灰布花布，一卷一卷竖着插在格子里，布头露在外面，落了薄薄一层灰。
下层是铁家伙——洋铁皮水桶扣在一起，镰刀头锄头板子靠墙码著，搪瓷盆摞了三摞，最大的那个能装下一个人头。
对面架子摆的是日用品——针线包、火柴盒、蜡烛、煤油灯、鞋面布、肥皂、蛤蜊油、顶针、锥子、麻绳，一格格分得清清楚楚。
靠门边最显眼的位置是咸盐袋子，粗盐细盐各一袋，盐袋子上印着“专营”两个字。
柜台是木头的，七八尺长，漆面磨得发亮，台面上摆了一排玻璃罐子。罐子里装着水果糖、酥糖、饼干、桃酥，还有一个罐子里插著十几根棒棒糖，糖纸皱巴巴的但颜色鲜艳。
柜台底下是几个柳条筐，一个装干红枣，一个装花生，一个装葵花籽。
柜台后面的墙上是“货架子中的精华”——一条一条挂著的烟卷，盒装的，散支的，还有几盒印着洋文的铁盒烟。
旁边钉著一排木楔子，挂著几双棉鞋、几副手套、两顶狗皮帽子。
最角落的格子里还摆着几瓶酒，标签发黄起泡，瓶口封著蜡。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坐在柜台后面的高脚凳上，瘦，颧骨凸出，右腿直直地伸著不动，看样子是瘸的。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花。头上戴了顶半旧的解放帽，帽檐压得很低，只露出一双眼睛，正盯着账本在算账。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响，手指头翻飞，一看就是常年坐柜台的人。
陈小山站在门口，嘴巴张开了合不上。
他活了十九年，在老家的镇子上也见过卖东西的铺子，但那些铺子都是小打小闹——盐是散装的，糖是论颗卖的，布是摆在扁担上挑着走的。像这样满屋子东西码得整整齐齐、要啥有啥的供销社，他从没见过。
“好多东西哦”他喃喃地说。
牛满仓把扁担靠在门外墙上，走进来就直奔那一排盐袋子，蹲下去看了看，又站起来，压低嗓门跟赵德柱说：“排长，有盐，两大袋！”
“我看见了。”赵德柱说，边跟管事的老头打着招呼，“老人家怎么称呼？”
“我姓孙，几位同志。”老孙头把算盘一推，抬起头来，“买东西还是——”
他看见了门口牛满仓扁担上的两串冻鱼，又看见了陈小山怀里抱着的野菜蘑菇之类的，话说到一半停住了。
“你们是哪个农场的？”
“东方红第五分场的。”赵德柱走到柜台前，“来换点东西。”
“换东西。”老孙头把这三个字在嘴里嚼了一遍，看了看那些鱼，又看了看赵德柱，“怎么换？”
“我们有鱼，有木耳蘑菇干。换盐、煤油，针线和一些零碎东西。”赵德柱把清单报完，“你看着折价。
老孙头点点头。
他从高脚凳上下来，瘸著一条腿走到门口，弯腰翻了翻牛满仓扁担上的鱼串子。
咸鱼都是处理腌好的，冻鱼在扁担上挂了小半天，表面结了一层白霜，但还能看出品相——狗鱼鳞片完整，鲤鱼尾巴泛著金红色，鲫鱼个头匀称。老孙头翻了两条，又摸了摸那些晒干的蘑菇和野菜。
蘑菇和野菜是赵明远挑选过的，都是个头大的好东西。
“东西是好东西。”他说，“但这个代销点是公家的，不搞以物易物。你要换，我只能按收的价格折给你——现钱收你的鱼，你拿现钱再买东西。”
“折多少？”
老孙头回到柜台后面，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皱巴巴的小本子，翻了翻，手指头点着一行字：“冻鱼，杂鱼统一价，一斤八分。你这几条狗鱼——”他又看了看，“最多算一斤一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