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中国的社会动荡已不再是简单的言语争执或拳脚相加，而是逐步升级，愈演愈烈，最终发展到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惨烈地步。原本只是象征性对抗的大刀长矛，早已被更为致命的枪炮所取代。城外的造反派，那些激进分子，竟利用氧气瓶自制简陋的大炮，向临汾城内无情地炮击。这些自制的大炮由于缺乏精确的瞄准系统，炮击的准确性几乎为零，因此，无数无辜的群众在炮火中丧生或受伤，他们的哭喊声、求救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那个时代最悲惨的乐章。
随着武斗的不断升级，枪支，这一曾经的守护和平的工具，如今却成了两派争夺的焦点。夜幕降临，两派的成员便如同鬼魅一般，悄无声息地穿梭在村庄与田野之间，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抢夺民兵的枪支。这不仅是对民兵安全的威胁，更是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公然挑衅。
贾得公社，这个位于晋南军分区黄司令员蹲点的地方，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场风暴的中心。在“四清”运动结束时，贾得大队民兵就已经配备了半自动步枪一百二十支，机枪八挺，再加上全社其他大队基干民兵的枪支，总数达到了二百余支。如此庞大的武器库，加之贾得公社离城又近，使得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两派势力的重点攻击目标。
1968年1月，正值新春佳节之际，父亲因爷爷患脑血栓半身不遂而不得不暂时放下工作，回到运城老家陪伴家人。半个月的时间，对于父亲来说，既是对亲情的弥补，也是对内心焦虑的缓解。然而，当他再次回到公社时，等待他的却是一个又一个严峻的挑战。
朱文利同志，这位公社的负责人，神色凝重地告诉父亲：“这一段时间，两派势力已经先后三次到贾得、小贾、小程村抢枪了。我们和几个主干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公社所有持枪的民兵全部集中到公社棉加厂，由公社武装部长王文俊和侯龙公社贫协主任带领。白天进行训练，晚上则带着枪支到沿山的大苏一带躲避。你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父亲闻言，眉头紧锁，他深知这样的安排虽然可以暂时保证民兵的安全，但绝非长久之计。他沉思片刻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是否可以把枪先交由临汾机场的空军保管一段时间？飞机场紧邻贾得，而且常到本社搞联欢，关系应该不错。”
然而，朱文利同志却无奈地摇了摇头：“我们已经和机场联系过了，但人家不同意。他们表示，自己的职责是保卫领空安全，无法承担保管地方武器的责任。”
父亲闻言，心中不禁泛起一阵苦涩。他明白，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每个人都在为了生存而挣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考量。他轻轻叹了口气，说道：“根据目前的情况，也只好这样了。集中保管总比分散保管安全些。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一个更为稳妥的解决方案，否则，贾得公社的安宁将无从谈起。”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父亲和朱文利同志以及公社的其他领导一起，夜以继日地商讨对策，试图在乱世中寻找到一丝安宁的希望。他们深知，这场风暴不会轻易平息，但只要他们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够度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