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
吴晔看着纸上那三个字，陷入了沉思。
“读书人”三个字，看似简单，实则是这一场实学改革中最内核的命门所在。
他从王安石身上学到的第二个教训，便是“名分”二字的分量。
王安石当年推行新法时，对异己者的打压过于凌厉，将反对者一概斥为“流俗”，恨不得将其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这样一来，新法与旧党之间便成了楚河汉界、泾渭分明的敌我关系，中间没有任何缓冲的馀地。一旦皇帝动摇，或是旧党反扑，新党便毫无退路，连“内部讨论”的体面都保留不住，直接沦为被清洗的对象。
所以，吴晔从一开始便在心中划定了一条底线：绝不能让伎术官被彻底划归为“工匠”或“杂流”。因为一旦被粘贴那样的标签，伎术官便永远失去了与科举官员平等对话的资格。
哪怕你造出了天底下最精妙的器械，算出了世上最精准的历法，在人家眼里你也不过是个“会读书的匠人”，与你交谈都失了身份。
到那时候，实学便再也不可能登堂入室，只能永远盘旋在庙堂之外。
因此，伎术官与科举进士之间的争斗，必须是一场“内部的争斗”
大家都是读书人，都是为朝廷效力的官员，只不过所习之道不同、所长之术有异。这就象《周礼》中设有“六官”，各司其职，谁也不比谁低贱。只有维持住这层“身份上的平等”，实学才有可能在朝堂之上长久立足。
吴晔想到这里，提笔在“读书人”三个字下方又添了一行小字：“以技入仕，以道立身。与进士同列朝班，互称同年。”
“互称同年”这四个字，他特意写得很重。
北宋官场上，“同年”二字的分量极重。同科进士之间，天然便结成一党，互相提携、互相庇护。而吴晔要的，就是让将来通过实学科举入仕的伎术官们，也能以“同年”的身份与科举进士们平起平坐。哪怕心中瞧不起，至少面子上要过得去。
有了这层体面，实学就有了扎根的土壤，而不是无根浮萍。
吴晔重新铺开一张新纸，提起笔，准备将他设想的“实学科举”选拔制度逐一落笔。
他从王安石的经验出发，又抛开了王安石的那套路线，决定走一条更稳妥、更绵密的路。
既然要搞实学科举，首先得明确“实学”二字的范围。
吴晔毫不含糊地写下了五个大字一“法、算、医、工、农”。
法是律法刑名。大宋律令繁复，地方官员不通律法者彼彼皆是，每每判案都要仰仗幕僚和胥吏，极易被蒙蔽欺瞒。
设“明法科”，选拔通晓律令的专门人才，充实各级司法衙门，既可提高判案效率，也能从根源上减少冤狱。
当然，这要实践其实很难，因为封建王朝，法律往往不是问题，执行力才是。
算是算学数术。吴晔的想法比王安石更进一步，他不仅仅要恢复被废除的算学博士，还要将算学从“天文历法”的狭小领域中解放出来，
算学从理论上，可以是百科之祖，从实践上，
也可以推广到田亩丈量、赋税核算、水利工程等更广阔的实务领域。
吴吴那卷手稿，正是为此铺路。
医是医药方脉。大宋虽设有太医局，但地方医疗资源极度匮乏。
一场时疫来袭，往往十室九空，朝廷却束手无策。
开设医科，选拔医官的构想，对于朝廷治理而言，实在太有必要了。
吴晔虽然通过道经，宣传了卫生防疫的知识，可是光靠道士的渗透，很难将触手伸到天下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医学方面的伎术官，很有必要。
工是工程营造。
黄河水患年年不断，漕运河道岁岁淤塞，各地的城墙官廨也时有坍塌。
朝中不是没有懂营造的官员，但这些官员的技艺大多是家传或自学，没有经过系统考核，水准参差不齐设工科，培养和选拔专门的营造人才，乃是治本之策。工程方面的东西，就不用说了。
来自未来的吴晔虽然不太涉猎工程，但身为基建狂魔的积累，还有这些年他脑子里出现的土木和其他工程方面的知识，足以让他将这个学科支撑起来。
农是农桑水利就不必说了。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句话道尽了封建社会的根本，
可这话说了上千年，真正系统去研究农学的官员，却是凤毛麟角。
王安石当年推行农田水利法，就是因为缺乏懂技术的基层官员，导致许多任务程徒有其表、甚至劳民伤财吴晔有意培养一代通晓农桑水利的新型官员，让他们带着技术知识走下乡去。
写到这里，吴晔略作停顿，又提笔加之了一行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