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事堂的那段路并不长，从崇仁坊出来，过两条街，再拐一道弯就到了。
顾长安坐在车里，袖子里揣着那页从架阁库抄回来的纸，随着车身的颠簸，膝盖上的手指一下一下地敲着，把白天发生的事从头到尾重新摆了一遍。
一道塘报从北边过来，中间要过好几道手。
边镇的驿卒接了文书，快马递出去，一路换马不换人，走驿站，过关卡，末了落进兵部架阁库那扇常年上锁的黑漆门里。
到了这一步，才轮到职方司的人签收、登记、写花押，再往堂官案上转呈。
堂官看过，觉得是要紧的，才往上报。
觉得不要紧的，便在册子上写四个字——暂存档册。
从边关到长安，快马七八天，慢的半个月。这一段路，谁也做不了手脚，驿路有驿路的规矩，每一站都有驿丞的印记，一道对不上就得有人掉脑袋。
可进了架阁库之后，事情就变了。
进了那扇门，就全看职方司那支笔了。
哪一道先转，哪一道后转，哪一道压一压，哪一道搁一搁。
只要暂存档册四个字写上去，一份八百里加急就能在木架子上睡到发霉，睡到北边的雪落下来，睡到事情烂透。
郑允管的，就是这支笔。
四十一份，他经手三十八份。
顾长安闭上眼，把那本簿子的样子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高窗斜切下来的一束光里浮着尘埃，老钱把册子放在铺了布的案上，纸页泛黄，墨迹工工整整。四十几栏，栏栏齐整，花押一个不落。
只有一栏不对。
六月初三，朔方。收讫写的是申时三刻，转呈写的是申时初。
申时初比申时三刻，早了整整三刻钟。
一份还没收上来的塘报，绝无可能先转上去。除非那一行字不是当天写的——不是当天写的，就是后来补的。
补的那个人，心里记着一个大概的时辰，想着总归是申时前后，手一落笔，前一个写成了初，后一个写成了三刻。他记得没错，只是写反了。
道理并不复杂，顾长安在架阁库抄回来的一炷香里就想明白了。
可往下再想一层，就有点意思了。
六月初三这一栏是补的，那么其余四十栏呢？
如果只有这一栏是补的，事情就简单。
郑允压了这一份，怕上头追责，事后补了一笔，补得手忙脚乱，留下破绽，然后谋了个外调一走了之。这世上十个案子，九个都是这样的。
可如果是另一种呢——如果四十栏都是补的呢？
如果有人在六月底的某一天，把这一个月所有的收发记录重新誊了一遍，誊得工工整整，花押一个不落，时辰严丝合缝，唯独在六月初三这一栏手抖了一下，把前后写反了？
那就是全然不同的另一回事了。
那就意味着那个人不但知道会有人来查，还提前替来查的人准备好了答案。
一本工工整整的簿子，一个有名有姓的经手人，一条干干净净、死无对证的路。
顾长安的手指在膝盖上停住了。
车厢里很暗，只有帘子缝里漏进来一线午后的光。
他睁开眼，看着那一线光里浮动的细尘，忽然想起老孙说的那句话——郑主事做簿子，职方司这些年年年评甲等。
他走的那天还说，这本是他这些年做得最齐整的一本。
一个做了几十年簿子、年年评甲等的人，一本自诩最齐整的簿子，偏偏留下了唯一一处时辰倒挂。
这本身就是个说不通的地方。
顾长安把这两样东西在心里放到一处，来回掂了掂，越掂越觉得不是滋味。
太齐整了。
四十几栏，只错一处。
人做假，要么不留错，要么错成一串。做假的人心里发虚，手底下必然跟着乱，一乱就是一连串——今天记错了日子，明天漏了花押，后天把时辰写成了昨天的。那些破绽像一串脚印，顺着走过去，就能摸到门。
可这一本，四十几栏干干净净，唯独在六月初三留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
不大不小。刚好够让一个有心人查出来，也刚好够让查出来的那个人，自以为查明白了。
顾长安把那页纸从袖子里抽出来，就着帘缝里那线光又看了一遍，然后重新折好，塞了回去。
他没有往下想。
不是不想。是没空。
今日要过的第一件事，是政事堂的会。两个王爷走了，走得太干净，干净得像是把二十几年攒下的家当一股脑儿全倒了出来。
五万亲军拆了三万入兵部，十九年的账册一把火烧了，连人都留下一个在京里。可他们留下的那个坑，不会因为他们走得漂亮就自己填上。
第二件，是两王府三百多号属官的安置。
这些人跟着两位王爷几十年，有的确实是干才，有的不过是靠着门第混饭吃，如今树倒猢狲散，把他们一股脑儿塞进十六州不合适，全撂在长安更不合适。
撂在长安，过两个月就是一锅谁也端不稳的散沙。
第三件，是兵部和户部空出来的三个缺。
第四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