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6月22日。伦敦。肯辛顿。上午九点。
塞缪尔站在新寓所的窗前。
窗外的街道叫艾伦代尔路，红砖联排住宅，每家门前有铁栅栏和三级台阶。对面那家的女仆正在擦窗户，一下，一下，一下。
他站了三分钟。
转身。看这个新房间。
客厅比三一学院的宿舍大三分之一。家具是房东配的——深绿色天鹅绒沙发，桃花心木餐桌，书桌靠窗。书桌上没有墨渍，没有笔痕，没有人用过。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母亲铁盒。放在书桌右上角。
从公文包里取出笔记本。放在铁盒旁边。
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怀表。上午九点零七分。误差三分钟。他把表放在笔记本上。
站了一会儿。
男仆敲门。
男仆：先生，您的行李到了。
塞缪尔：进来。
男仆三十岁左右，穿黑色燕尾服，白手套。他推着一只橡木箱进来，放在门厅。
男仆：这是三一学院送来的。还有一只棕色的，下午到。
塞缪尔：好。
男仆站在门口，等他吩咐。
塞缪尔看着他。
男仆：先生，我叫霍洛威。以后有什么事，拉铃就行。铃在门厅和书房各一个。
塞缪尔：好。
男仆：早餐您想几点用？
塞缪尔：八点。
男仆：茶还是咖啡？
塞缪尔停顿。
塞缪尔：茶。
男仆：阿萨姆？锡兰？
塞缪尔又停顿。
塞缪尔：阿萨姆。
男仆点头。退出。
门关上。男仆点头。退出。
塞缪尔站着。房间里很安静。巴林先生的人。他想。动作倒是利落。
他走到橡木箱前，打开。
最上面是1876年的深灰色晨礼服，叠得整整齐齐。下面是1877年的黑色长柄雨伞。再下面是三一学院发的白衬衫、牛津鞋、高顶礼帽。最底下是一小箱书——凯特莱、马尔萨斯、高尔顿，还有自己的论文抽印本。
他把晨礼服拿出来，抖了抖。右袖口内侧的墨迹还在。他挂进门厅的衣帽柜。柜子里空空的，只有三个衣架。
他把雨伞靠门边。和1883年那把乌木柄的并排——不，那把还没买。现在是1882年6月，乌木柄伞还没刻字。
他把书放到书架。书架也是空的，橡木，三层。他把凯特莱放在第一层，马尔萨斯第二层，高尔顿第三层。自己的抽印本放在书桌上，和笔记本一起。
然后从箱底取出一个布包。打开。
是母亲织的桌布。白色亚麻，边缘绣着矢车菊。1872年他入学时，母亲塞进行李箱。他在剑桥用了十年，桌布已经洗得发白，但矢车菊还在。
他把桌布铺在书桌上。
铁盒放在桌布上。笔记本放在铁盒上。怀表放在笔记本上。
站了一会儿。
走到窗边。
对面那女仆已经不在了。窗户擦得干干净净，阳光照在玻璃上，反光。
他站了三分钟。
走回书桌前。坐下。
从公文包里取出巴林的信，读第十一遍。
价格由您定。
他把信放回右边第二个抽屉——这抽屉现在也是空的，只有这封信。
从左边第三个抽屉取出母亲铁盒。打开。
里面是父亲1856年的信稿、母亲二十年的剪报笔记、1869年白教堂展览手册、那枚贝壳。
他把贝壳拿出来，放在窗台上。和剑桥一样，窗台左侧。
然后取出父亲的信稿。展开。读第三遍。
我以为，马尔萨斯先生忽略了第三类抑制：制度抑制——利率、关税、济贫法、工厂法案。这些比道德更有效，也比饥荒更隐蔽。
他看了一会儿。放回去。
从铁盒底层摸出一张折叠的纸。母亲的笔迹。
1882年4月17日。汤布里奇。
塞缪尔：
如果你读到这个，我已经不在了。
但有些话，活着的时候没说过。
你父亲死后，我开始记笔记。土地、铁路、议会法案——不是想发财，是想让你以后知道：信息有价格，但价格不是信息的全部。
你问我：统计能不能预测一个人会不会变成黑色？
我现在可以回答：能。但黑色不是那个人的属性，是观察者的坐标系。
你以后会去很多地方，见很多人。有些人你记不住名字，有些人你记住了，但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这没关系。
但如果你有机会问，就问吧。
名字不是变量。
——母亲
1878年3月
他读完。
把信折好。放回铁盒。
关上抽屉。
坐着。
窗外有马车经过。车轮碾过石子路，声音越来越远。
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怀表。上午十点三十七分。误差三分钟。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台上，贝壳旁边，多了一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