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林家表面平静，内里却酝酿着变化。
林晓雅正式在供销社柜台上班了。她人勤快，嘴甜，学东西快，很快就熟悉了业务。每月二十七块五的工资，她只留五块零花，其余全交给母亲。家里的经济状况，因为这份稳定的收入，明显宽裕了不少。饭桌上虽然还见不到白面大米，但棒子面糊糊稠了许多，偶尔的荤腥（来自林惊蛰“打猎”所得还有打劫黑市的粮食和晓雅用内部票买的处理品）也让家人气色越来越好。
父子三人每隔几天就会进一趟山，有时能带回一两只兔子山鸡，有时是半扇獾子肉。每次都不多，但细水长流。大部分“收获”他都悄悄补进了给供销社孙主任的“尾款”里，不到半个月，五百斤肉的差额就补齐了。孙主任对他越发满意，觉得这家人办事牢靠，不贪多，懂分寸。
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成了林惊蛰的“腿”。他骑着车，跑山、去供销社、甚至偶尔去轧钢厂附近转悠，打听消息，都方便快捷了许多。南锣鼓巷的人看他骑着锃亮的新车进出，眼神里的意味更加复杂。
然而，平静的水面下，暗流开始涌动。
先是街道一个副主任某天看似随意地问林爱国：“爱国啊，听说你们家常往西山跑？收获不错？现在山里还太平吗？”
林爱国按照儿子教的话回答：“就是碰运气，刘主任。山里也不太平，我们也不敢走深了。弄点东西，主要是为了换口吃的，也给街道添麻烦。”
刘副主任点点头，没再多说，但眼神里的探究，林爱国感觉到了。
接着，胡同里开始流传一些闲话。有说林家小子在山里发现了老猎户藏的宝贝，所以才突然闹起来。有说林家跟供销社孙主任、甚至跟轧钢厂的领导“关系不一般”，走的不是正路。还有说得更玄乎，说看见林家半夜往后院搬“大件东西”，黑乎乎的不知道是啥。
这些闲话，免不了传到刘桂兰耳朵里。她是个本分人，听了又气又怕，晚上跟林爱国和林惊蛰念叨：“他爸，惊蛰，外面传得可邪乎了！咱家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怎么就这么招人眼呢？要不咱以后少进点山？少跟孙主任他们来往？安安生生的，别惹事。”
林爱国闷头抽烟，没说话。他何尝不担心？但家里的变化，小儿子撑起来的这片天，让他没法说出退缩的话。
林惊蛰给母亲倒了杯水，语气平静：“妈，您别听外面那些人瞎咧咧。他们那是眼红，是闲的。咱家一不偷二不抢，靠本事吃饭，靠运气得点东西，换了钱粮，改善生活，天经地义。晓雅的工作，是爸和我们两兄弟用命进山换来的，正经手续，咱们行得正坐得端，怕什么？”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但更有力：“妈，这世道，人善被人欺。咱们越缩著，别人越觉得你好欺负，越敢编排你。咱们就得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让他们眼红，但又抓不著咱们的把柄。只要咱们不干违法乱纪的事，不让人抓住实实在在的错处，几句闲话，伤不著咱。”
刘桂兰看着儿子沉稳坚定的脸，心里的慌乱慢慢平复下来。是啊，儿子说得对。这个家，现在是儿子在撑著，在领着往前走。她应该相信儿子。
“我就是就是担心。” 刘桂兰叹了口气。
“妈，我知道您担心。放心，我心里有数。” 林惊蛰安慰道。
话虽如此，林惊蛰心里也提高了警惕。树大招风，这是必然的。胡同里贾张氏那些长舌妇不足为虑，但街道刘副主任的询问，和那些越来越具体的流言，说明确实有人开始注意林家了。可能是单纯的嫉妒，也可能是有人想从中捞点好处，或者使点绊子。
他得加快脚步了。父亲和大哥的工作，必须尽快落实。只有家里每个人都有个正经的、拿得上台面的身份和收入，林家才能真正在这南锣鼓巷，在这四九城立住脚，有些闲言碎语也就不攻自破了。
就在他琢磨著是不是该再去找找李怀德，或者通过孙主任递个话的时候，机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自己找上门来了。
这天下午，林惊蛰刚从山里回来，车后座捆着两只肥兔子。刚进胡同口，就被一个面生的、穿着轧钢厂工装的小青年拦住了。
“是林惊蛰同志吗？” 小青年态度客气。
“我是，您哪位？” 林惊蛰停下脚。
“李主任让我给您捎个话，让您明天上午，去厂里后勤处找他一下。” 小青年低声说完，左右看了看，转身快步走了。
李怀德找他！
林惊蛰心里一动。是父亲工作的事有眉目了？还是大哥的事？或者有别的事？
不管怎样，这是个信号。李怀德主动找他，说明那根“小黄鱼”和那只山羊起了作用，也说明李怀德把他“办事”的能力记在了心里。
第二天一早，林惊蛰仔细收拾了一下，骑上自行车，再次来到轧钢厂。
这次，他熟门熟路，直接到了后勤处。李怀德办公室门关着，他敲了敲门。
“进来。” 里面传来李怀德的声音。
推门进去，李怀德正在看文件。看到他，放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