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每一级官府都要造册上报，每一粒粮食的去向都要有据可查。
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人想伸手。
河东郡守赵偃，在秦国为官多年，一直兢兢业业，但这一次，他没能管住自己的手，赈灾粮运抵河东之后，他暗中截留了三成，转手卖给了商人，中饱私囊。他以为自己做得很隐蔽，却不知道咸阳的耳目遍布天下。嬴政接到密报的那天，正在批阅关于推广耐旱菽豆的奏章，他看完密报，沉默了很久，然后将那份奏章推到一边，抽出一卷空白的竹简，提笔写下了一道诏令。
诏令只有寥寥数字：河东郡守赵偃，贪墨赈灾粮，论罪当斩，家产抄没，族人流放。
这道诏令在朝堂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赵偃的岳父是朝中的一位老臣，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不少人上书求情，说赵偃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念在他多年为官的份上，免官削爵也就罢了。
嬴政在朝会上当着所有朝臣的面，只说了一句话：“灾民的粮，你们也敢伸手，这样的官，留着何用？”
朝堂上鸦雀无声。
没有人再敢多言。赵偃被押赴市曹斩首的那天，咸阳城里的百姓争相围观，刽子手手起刀落的那一刻，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从那以后，秦国上上下下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大王什么都能忍，唯独贪墨灾粮，绝不姑息。赵偃的人头落地之后，嬴政并没有就此罢手，他又下令，将赵偃贪墨的赈灾粮全部追回，同时从国库再拨出一笔钱，补偿给受灾的百姓。这个消息传到河东的时候，那些面黄肌瘦的百姓跪在田埂上，朝着咸阳的方向磕头他们不知道王上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秦国究竞在下一盘怎样的大棋，但他们知道一件事，这个灾荒，死去的人一定不会很多了。活下去，在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大的奢望。其实这场大旱，波及的不止是秦国，魏国同样遭受了旱灾，但与秦国不同的是，魏的朝堂上正在上演着另一番景象。大梁城的权贵们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而乡间的百姓却在啃树皮、吃黄土，有人上书魏王，请求减免赋税，却被驳了回去，魏王的理由是：“寡人养兵十万，全靠赋税供养。若减了赋税，兵从哪里来？敌从哪里御？”楚国的情况稍好一些，楚王虽然也算不上什么英主，但春申君一直关注着灾情，他下令开仓赈灾，但他的命令到了地方上，往往打了折扣，县官们层层克扣，真正落到百姓手里的，十不存一。
列国都在风雨飘摇之中，而秦国，却在狂风暴雨中稳稳地站着。嬴政的案头，摆着两份奏章，一份是李牧从赵国前线送来的军报，上面详细记载了最近的战况和军粮的消耗情况，另一份是治粟内史送来的账目，核算了今冬明春全国粮食的收支情况。
他把两份奏章并排放在一起，目光在两者之间来回游移。军粮，不能少，李牧在赵国打的是硬仗，将士们在前线拼命，粮草必须保证，他比谁都清楚，李牧的每一场胜利，都是用粮草堆出来的，没有足够的粮食，再能打的将军也打不了胜仗。
赈灾，也不能停，如果庶民活不下去，秦国还有什么资格谈统一天下？如果基石垮了，再宏伟的大厦也会崩塌。
嬴政闭上眼睛，在脑海里快速地盘算着，他知道自己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一个能够让李牧继续打仗、让百姓继续活下去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很难找。
他睁开眼睛，拿起笔，在军报上批了一行字：“军粮不减，余粮悉数拨付河东。“然后又拿起另一份奏章，写下了另一行字：“河东赋税全免，灾民口粮按日计发。”
秦政三年年的冬天，出奇的冷。
黄河比往年早了整整一个月结冰了，河东的灾民们挤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裹着单薄的衣衫，瑟瑟发抖但他们嘴里的抱怨却不多，因为至少，他们的碗里还有一口稀粥。
那口稀粥，是从咸阳的方向一路运来的运粮的队伍在风雪中艰难前行，从关中到河东，要翻越崤山，穿过函谷关，路途遥远而艰险，押运粮草的民夫们手脚冻得通红，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
有人问一个正在赶路的老民夫：“老丈，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出来押粮？”
老民夫头也不抬，“大王说了，轻徭薄赋，不乱征发，我们这些人，都是自己愿意来的，河东的人遭了灾，能帮一把是一把。”自嬴政继位以来，秦国连续三次减轻赋税，徭役也从每年一个月减到了二十天，这在列国之中，是绝无仅有的。
魏国的百姓一年要服两个月的徭役，赋税高达十税二甚至十税三。楚国的赋税虽然比魏略轻，但贪官污吏横行，百姓的负担实际上更重，齐国倒是富庶，但齐王建最爱自己享乐。
只有秦国，顶着无数压力真正做到了轻徭薄赋，而且，秦国还做了一件其他各国想都不敢想的事，那就是严惩贪官。赵偃的人头还在城门上挂着，那风干的首级，就是一个无声的警告，告诉每一个秦国的官吏想要贪污之前先掂量自己的头够不够重。这样的高压政策，在秦国上下中引起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官员们开始害怕了，害怕的不是丢官，而是丢命，贪污的成本太高了，高到没有人敢轻易尝试，至少在执行赈灾、征收赋税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上，没有人敢随便动手脚。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