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写了一封信送往北京，内容比平时长一些，写了一张纸，
“再调一批土改队成员到南京来，南方田地多，需要人手。另，周遇吉守好京城，猛如虎看好城门，不该放的人不要放进来。”
“太子在京，政务由他处置，但兵权不能交，让他安心读书，不必过问军务。朕一切安好，勿念。”
他写完信，封好口，交给信使，看着信使的背影走出了院子，才收回目光，拿起下一份文书。
他知道北京那边不会有问题，但他也知道不能因为“知道”就放松了那根弦。
弦松了，再紧就难了。
他可不想闹出父子相残的事情。
信使从南京出发，沿着官道一路北行。
入秋后，淮河两岸有些地方已经见黄了。
他经过运河沿岸的城镇时，看到很多人在田里忙碌，有人弯腰割稻，有人挑着担子走在田埂上。
那些经历过战火和溃兵后重新长起来的稻穗丰满。
信使没有停，换了两匹马，昼夜兼程。半个月后，他进了北京城。
午门外的石板路被马蹄踏过无数次，这一次也不例外。
朱慈烺在御书房里拆开信，看完之后没有立刻说什么，只把信纸放在桌上，又看了一眼，折好收进抽屉。
他让太监去传周遇吉和猛如虎，那两人很快就到了。
朱慈烺把信中的内容大致转述了一遍，周遇吉听完没有多问，应了一声：
“臣会守好京城，太子殿下放心。”
猛如虎也没有多言，“城门那边，我会看好。”
崇祯二十二年九月，南京。
鼓楼里，朱由检面前摊着三份刚刚收到的奏报。
一份来自苏州，一份来自杭州，一份来自南昌。
三座城，三面旗帜，都已经换成了北朝的龙旗。
李定国在苏州和杭州站稳了脚跟，秦翼明在南昌打开了通往广东的门户。
朱由检把三份奏报并排放在案角，看了一会儿，没有立即批复。
李定国在奏报里说，苏州和杭州的秩序已经基本恢复，驻军已经安排到位，土改队正在丈量城外的田地。
他在信里没有多说攻城的细节，只提了一句，杭州的抵抗比预想的要弱。
秦翼明的奏报更短，只说南昌已经拿下，何腾蛟被俘。
江西的门户已经打开，但要继续南下广东，需要更多的粮草和补给。
两封奏报都带着同一种默契：没有催促下一步的指令。
朱由检把奏报放在案角，没有立刻批复。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南京城午后的街道。
阳光落在青灰色的瓦片上，把屋檐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坐回案前，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下了一行字：“暂缓推进。分田为先。”
消息传下去之后，最先反应的是各军的将领。
李定国收到信时正在苏州城外的一座旧宅里整理下一步行军路线，
看完信后下达命令“让各团原地驻扎，整训练兵，等土改队的工作做完再动。”
副将应声出去了。
李定国站起来，走到院子里。
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枝头挂着几个拳头大小的青果子。
他站在那棵石榴树旁边，望着树顶的果实，想着土改队要多久才能把苏州城外的地分完。
秦翼明收到信时正在南昌城外的一座旧校场里清点缴获的物资，看完信后回了句：“那就在南昌多待一阵。分田要紧。”
他把信折好放回怀里，继续清点物资，笔在纸面上快速移动。
他知道，停下来分地，比继续推进更重要。
占领一座城，只是让旗帜换了颜色，分掉地，才能让那座城真正属于新朝廷。
土改队的工作，在朱由检看来，是比攻城更重要的任务。
每拿下一座城，只要土改没有完成，政权就没有真正扎下根。
攻城只是把旧的屋顶掀掉，分地才是往下挖地基。
朱由检在鼓楼里对前来汇报的刘大勇说道：“分田的事，不用急，但不能停。一座城一座城地过，一个村一个村地走。”
“遇到阻力，报告上来，朕派人去解决。但分田这件事，没有商量，没有例外，没有中止。”
刘大勇应了一声：“明白。”
他没有多问其他。
他刚刚从苏州回来，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带着队员们丈量了城外的全部田地，处置了几个试图转移田产的士绅。
苏州城外的地势平缓，官道和灌溉渠交错其间，田亩划分相对清晰。
但那里有很多田皮田骨纠缠不清的地，不少田契上写的名字和实际耕种的人完全对不上。
有些地甚至在几户人家之间来回转让了好几手，连乡老都说不清究竟该归谁。
刘大勇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太久，只要是产权模糊、来路不明、实际使用权和账面权属不一致的，一律没收充公，重新分配。
那些因此闹到衙门的、托人来说情的、写状子试图拖延的，他都按同一套规矩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