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二位相公，贫道以为，保甲制度之所以能够从根本上禁绝巫观之乱，不在于它能抓多少人、烧多少庙，而在于它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信息流通方式。”
吴晔说着，伸出一根手指：
“巫砚能在乡间立足，靠的是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信息差。百姓不懂天文、不懂医理、不懂农业灾害的成因，遇到旱涝、瘟疫、虫灾，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只能去问巫观。
巫现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
第二样，是组织空白。朝廷的政令到县一级就停了，县以下没有朝廷的“眼’和“手’。
巫砚便填补了这个空白，他们在村里设神坛、收信徒、建组织，实际上等于在朝廷的治理体系之外，另建了一套权力网络。”
“保甲制度一旦落实，等于是在每一个村落里，都插进了一根朝廷的桩子。”
吴晔的语气笃定，目光沉稳。
“十户为一甲，设甲头一人。
十甲为一保，设保长一人。甲头和保长不需要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吏，他们可以是本地的殷实农户，也可以是识字的乡绅。
但有一点必须明确他们不是摆设，而是朝廷在基层的耳目和手足。”
“保长和甲头需要做什么？每日巡查，登记人口，上报异常。村里来了外人，谁家的孩子突然病了，谁家的妇人突然开始跳神，谁家的地头莫明其妙竖起了一面神幡，这些事情，都逃不过保长和甲头的眼睛。而一旦发现异常，保长有权直接报告给县尉或巡检，不必经过里正和乡书手那一层。
这样一来，巫砚想要在村里设坛收徒、聚众作法，就很难瞒过官府。”
李纲听到此处，忍不住插了一句：
“先生的意思是，从源头上截断巫观的组织空间？”
“正是。”吴晔点头：
“但仅仅截断还不够，还要填补。”
“填补什么？”张商英问。
“填补百姓遇到困难时，可以求助的渠道。”
“百姓之所以去找巫观，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办法。
家里有人病了，请不起大夫，只能去找巫婆跳神。庄稼遭了虫灾，不知道该怎么治，只能去找神汉求符水。
遇到旱涝，官府迟迟不来赈济，只能去庙里求神保佑。
这些须求是真实存在的，朝廷如果不能提供替代方案，就算把巫观都抓光了，过不了多久又会冒出一批新的来。”
“所以保甲制度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成为朝廷惠民政策落地的信道。
朝廷要派大夫下乡送医送药，可以交给保甲来通知各户、安排场地。
朝廷要发放赈济粮或农具种子，可以通过保甲来核实人口、造册发放。
朝廷要推行新的农技或防灾措施，可以通过保甲来组织宣讲和示范。
当百姓发现，找保长比找巫观更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巫观的市场自然就萎缩了。”
赵佶听到这里，若有所思地开口：“先生这个说法，朕倒是第一次听到。以前推行保甲法，大家只想着怎么管住百姓，却没想过怎么用保甲来服务百姓。”
吴晔微微一笑：
“陛下圣明。管住百姓，百姓会怨。服务百姓，百姓才会服。保甲制度的生命力，不在于它能管多少人，而在于它能帮多少人。
如果保甲能够成为朝廷与百姓之间最直接的桥梁，那么巫砚就没有生存的馀地了。”
张商英此时缓缓开口，语调沉稳但带着谨慎：
“先生说的这些，老夫都认同。
但有一个问题保长和甲头，都是本地人。他们会不会跟当地的巫观沉瀣一气？毕竞乡里乡亲的，未必愿意得罪人。”
吴晔显然已经想过这个问题，当下便答道：
“张相公问得好。这个问题，靠一套制度解决不了，要靠两套制度来配合。”
“哪两套？”
“第一套，是保甲内部的连坐监督。同一保之内，十甲之间互相监督。如果甲头包庇了巫现，被其他甲的人举报了，那么甲头要承担连带责任。
轻则撤换，重则罚役。这样一来，没有人敢轻易替巫观打掩护，因为一旦出了事，自己的损失比巫观还大。”
“第二套，是县衙对保甲的定期轮换考核。每隔两年，保长和甲头要重新推选一次，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同时，县衙每年要派县尉或主簿下乡，对保甲的工作进行抽查。抽查的内容包括人口登记是否准确、异常情况是否上报、惠民物资是否如实发放。如果发现保长或甲头有渎职或包庇行为，立即撤换，并追究其责任。”
“此外，还有一条釜底抽薪之策。”
吴晔顿了顿，目光扫过殿中三人，缓缓说了出来：
“巫砚之所以能蛊惑人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拢断了“解释权’出了灾祸，他们说是鬼神发怒；有人病了，他们说是邪祟附体。
百姓没有别的信息来源，只能信他们的。而保甲制度一旦创建起来，朝廷就可以通过保甲向百姓传递另一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