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阵满清军队，我军水陆二师皆强。对阵以英夷为首的西洋列强，我军水弱陆强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不然前几个月也不会坐视英夷、葡夷乘坐兵船陆陆续续地从容前往港岛集结而无所作为。
虽说今日葛耀明指挥驻澳门的十七旅将士以及本地民兵打了胜仗，但葛耀明还是觉得等洋夷上门登陆才有接战的机会太过被动。选择权在英夷葡夷手中，英夷葡夷要是不登陆，他确实只能干瞪眼。三百二十多名俘虏被一排一排地押上了沙滩，在持铳的十七旅将士的嗬斥声中被驱赶着排成了歪歪扭扭的队列。
十七旅的士兵们拿着麻绳走上前去，麻利地将俘虏们按照真夷假夷分门别类地捆绑串好，白皮的葡萄牙本军官士兵被串成一列，深色皮肤的果阿土着士兵被串成另外几列，葡印葡华串串则单独成串。麻绳从每个俘虏被反绑在身后的双手之间穿过，系成活扣，一绳串十人，跑不了也挣不脱。这种串俘虏的手艺，是八旅出身的老兵们从同清军打仗时传下来的，非常牢靠，即便是在拥挤颠簸的行军途中，也绝无松脱的可能。
被串成一列的葡萄牙官兵大多沉默不语，不是低着头盯着脚下的沙地，就是昂着下巴，努力在沦为阶下囚的狼狈中维持最后一丝白人的体面。
但他们脸上那种混杂着屈辱、恐惧和不可置信的表情是藏不住的。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登上登陆艇之前，接到的命令是攻占一座防御薄弱的小型炮台，对付一群在他们想象中与印度土邦军队相差无几的中国守军。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打得如此之惨，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俘虏。
果阿俘虏则多保持沉默。对这些印度土着士兵来说，给葡萄牙人当兵和给中国人当俘虏，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无非是从一个主人手里被转移到另一个主人手里。
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在被捆绑时还主动配合地伸出双手，似乎对这种遭遇已经驾轻就熟。
葛耀明站在马交石炮台的胸墙后面，居高临下地看着沙滩上俘虏被串好的这一幕。他身边的卫兵递过来一个装满了凉白开的竹筒水壶，他接过来仰头灌了几大口，用袖子擦了擦嘴角的水渍，然后将水壶扔回给卫兵。
随即葛耀明对一团长韦占魁说道：“二营以及民兵留下看守炮台和海滩上的缴获物资，其馀人押解俘虏进城。真夷和假夷分开押送，真夷走前面，假夷走后面。让弟兄们都打起精神来，别在澳门街坊面前丢了咱们十七旅的脸。”
“明白！”韦占魁转身便去传令。
队伍很快便整理完毕，押解着俘虏往西南方向走去。
队伍最先经过的是望厦村，在1849年澳葡当局武力强占整个澳门半岛（关闸事件）之前，此地在行政区划上一直属于香山县管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村落。
村子里的房屋和内地岭南地区的建筑完全一致，砖木结构，硬山式屋顶上铺着青灰色的瓦片或是茅草，屋前大多用竹篱笆围出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种着龙眼树、黄皮果树之类的果树，几只鸡在篱笆下刨食，见了大队人马经过，便惊得扑扇着翅膀往院子里跑。
望厦村在葡据时期也是澳门最主要的聚居区与行政、军事中心，清廷的广东广州府澳门海防军民同知，即澳门同知府邸也设于此。
望厦村乃连接澳门半岛与内陆香山县的唯一陆路信道，澳门粮食仰赖香山县供应，澳门同知官署紧邻着名的官闸（关闸），随时可切断对澳门的粮食供应，并能就近协调香山县的驻军。
较之内地的官署，澳门同知的官署不仅有办公大堂、内宅，并配有军营、仓库和监狱等设施，兼具行政、军事、司法、海关功能，外有高墙，更象是一个独立的堡垒。
清美的《望厦条约》，又称《清美五口通商章程》便是在此处签订。
澳门同知的权力扩张以及官署的选址反映了清廷面对洋夷时的一贯治理思路。不许华人与葡萄牙人混居，而是在澳门城的高墙之外的华人村落里创建独立的行政和军事中心，以此宣示主权。
显而易见，事实证明清廷的治理思路是完全失败的，此举等同于完全放弃了对澳门主城区的控制与影响，任凭葡人在澳门圈地筑墙、自治扩张。
随着1849年官闸事件爆发，清廷最后一任澳门同知汪政为葡人所驱逐去职，清廷不仅丧失了对澳门城区的控制，也丧失了对澳门华人村落的控制，彻底将拱北以南的整个澳门半岛让给了葡萄牙人。满清之治葡，可谓是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澳门同知衙署也在官闸时间中为葡夷付之一炬，后来葡夷在其原址附近修建了兵营驻军，后世之兵营斜巷巷名便由此而来。
当然，现在这里也是兵营，只是兵营上空飘扬的不是葡萄牙的国旗，而是北殿的四灵青龙旗。望厦村距离马交石炮台很近，村子里有很多年轻人当民兵，村民们已经知道了马交石炮台那边打了胜仗的消息。
一些胆子大的村民站在路边，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