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藏海已经在书桌前坐了整整三个小时。
面前铺着十几张稿纸，每张上面都写了点东西，又都被划掉。地上散落着七八个揉成团的废稿，象一场小型雪崩后的残骸。
问题不是没有灵感。
问题是灵感太多。
他这次要拍的是喜剧，这是他昨晚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时突然想明白的。粉红电影提供的是最直接的感官刺激和荒诞笑料，要想竞争，必须从“笑”这个维度上正面击败它。
但“喜剧”这个词，本身就充满陷阱。
因为每个国家，每个时代，对“好笑”的定义都不一样。
武藏海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象在开一场国际喜剧电影节。
美国喜剧：
吵闹与颠复：像马克斯兄弟的《鸭羹》（1933），一群疯子在歌剧院里捣乱，在钢琴上砸出《稻草里的火鸡》，把严肃艺术变成马戏团。他们的笑点象拳头，直接砸在观众脸上。
特点是大、响、直接。不介意粗俗，甚至以粗俗为荣。内核是“颠复”，颠复权威，颠复规则，颠复一切严肃的东西。
英国喜剧：
冷的要命的讽刺：bbc的《是，大臣》（1980）里，政客们用最优雅的牛津腔说最虚伪的话。“为了国家利益，我们必须掩盖真相。”观众笑，因为知道这是真的。
尴尬癌晚期：《弗尔蒂旅馆》（1975）里，老板巴兹尔·弗尔蒂想维持体面，但一切都搞砸。客人抱怨，妻子私奔，火警误响。笑点来自“想装逼但失败”的人类通病。
特点是冷、暗、聪明。笑点藏在台词背后，需要想一想才能get到。内核是“讽刺”，讽刺阶级，讽刺制度，讽刺英国人自己那套虚伪的体面。
法国喜剧：
战争变成马戏团：《虎口脱险》（1966）里，一群笨拙的法国人、严肃的英国飞行员、一根筋的德国军官，在二战中上演逃难闹剧。油漆工和指挥家互换了身份，修道院成了藏身所。把最沉重的话题，变成最轻盈的笑话。
浪漫的神经质：《天使爱美丽》（2001）要等三十年，但那种传统，爱情里加点奇幻，加点偏执，加点“这个世界有点奇怪但很美”的视角，早已存在。
特点是浪漫、神经质、视觉化。笑点常常来自画面和肢体语言，台词反而次要。内核是“优雅的混乱”，世界很荒唐，但我们跳舞吧。
然后是日本喜剧。
战前是落语和漫才，庶民的笑话，带着烟火气。战后经济腾飞，出现了《男人真命苦》系列的寅次郎，一个永远在流浪、永远失恋、但永远被故乡接纳的窝囊男人。观众爱他，因为他象每个普通人：有点梦想，有点软弱，总是失败，但总能活下去。
那是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喜剧。温和，自嘲，带着一点“虽然我这样，但也没关系”的抚慰。
但现在呢？
1971年。经济增速放缓，石油危机的阴影若隐若现，东京的地价涨到普通人一辈子也买不起房。人们挤在拥挤的电车里上下班，加班到深夜，回到家累得象条狗。
他们还想看寅次郎那种“温柔的失败者”吗？
还是需要更辛辣、更直接、更痛快的东西？
武藏海不知道。
他脑子里有一百种喜剧的写法：可以拍一个清洁工在月台跳舞的温柔小品，可以拍一个上班族被公司逼疯的黑色幽默，可以拍一对父子在旅行中互相折磨又和解的公路喜剧。
但哪一种，能在这个时代，在这个被粉红电影和电视综艺轰炸的市场里，杀出一条血路？
哪一种笑，能让人在走出电影院后，不仅觉得“刚才很好笑”，还觉得“刚才那两小时，值了”？
武藏海睁开眼，看着桌上乱七八糟的稿纸。
然后，他站起身。
不能闭门造车。
得出去看看。
上午十点半，武藏海走进涩谷的一家大型书店。
“纪伊国屋书店”的招牌很醒目，三层楼，玻璃橱窗里摆着最新的畅销书和杂志。这里是东京的文化地标之一，编辑、作家、学生、文艺青年聚集的地方。在电视和电影之外，书店是另一个观察时代脉搏的窗口。
推门进去，迎面是空调的凉风和纸张油墨混合的气味。
武藏海习惯性地走向电影区，在角落，不大，几排书架摆着电影理论、导演传记、剧本集。他随手翻了翻，没什么新东西。
然后他转身，看向书店中央最显眼的位置。
愣住了。
整整五个大展台，全部被推理小说占领。
最前面的展台贴着“松本清张特集”，堆着《砂之器》《点与线》《零的焦点》。旁边是“横沟正史恐怖推理”，金田一耕助系列排成一列。再旁边是“新锐作家力荐”，几个武藏海没听过的名字，封面设计得很时髦。
穿着制服的女店员正往展台上补货，抱着一摞摞新书，象在给一座文本堡垒添砖加瓦。
“请问————”
一